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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略钧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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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正略咨询前身新华信创立。 2005年,正式更名为正略钧策(Adfaith)。 正略咨询(Adfaith)是提供战略、人力资源、品牌营销、流程再造、物流采购、财务投资、集团管控、信息化、管理培训、企业文化、风险管理、高级人才服务、组织再造、业绩提升、研发创新、政府绩效、产业转型、管理外包等管理价值链咨询公司,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品牌咨询公司之一,是中国最具国际化的品牌咨询公司之一,是最积极用智力支持公益组织承担社会责任的中国企业之一,被誉为中国咨询业的“黄埔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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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策三人行系列之二十二 减税时代来临?  

2008-09-05 14:30:0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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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钧策三人行”系列视频,是由正略钧策创始人赵民在2008年4月发起的,每期三人,以当下流行与热门内容为话题,在轻松的气氛下评论时事、展示嘉宾风采,其中既有嘉宾的妙语连珠和针砭时弊,也有他们凝结人生智慧的思考与感悟。希望各位看客在体验轻松之余,能够有所启迪和感悟。
 
面对宏观经济和企业经营困难的现状和经济下滑的风险,采取减税措施降低企业税负是“宽财政”的主要内容,减税时代真的来临了吗?正略钧策专家为您精彩解读。 
 
 

孟 平: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钧策三人行》节目。今天请到了两位嘉宾作客我们本期的节目。这位是尹瑞丰,这位是老朋友赵民,欢迎二位。随着激动人心的八月份的结束,我们也告别了奥运会,可以说本届奥运会用罗格的一句话描述就是无与伦比的一届奥运会,确实是全中国人民的骄傲。另外,现在大家的关注点也在逐步的发生转移,之前很多人对奥运过后的经济有过很多的预测,专家也有很多的说法,所以今天大家来关注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后奥运的经济”,我们来看一看奥运过后中国的经济会出现怎样的走势?当然这个话题很大,对于大话题我们需要找一个小视点。我不知道最近二位有什么自己关注的一些焦点,来跟我们聊一聊奥运之后的经济?

 

尹瑞丰: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这是一个事实,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现在有一个说法是奥运会后经济有一个减缓。首先我澄清一个概念,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奥运与中国经济减缓之间有关系,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基数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国家,它跟希腊等国家是无法同日而语的。所以说,奥运跟经济减缓有关系,但是它不是非常大的关系,是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关系造成的,比如有通胀的关系等等。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就是说经济放缓是一个现象,是一个事实。从我们的角度去关注哪些呢?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就是这三架马车——进口出口、国内消费,还有投资,怎么样让这三架马车重新启动起来,并且保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增长趋势?我个人认为,像放宽资金等等,这些都是一把双刃剑,相对来讲财政手段是比较温和的手段,所以最近经常关注财政方面出台的措施。其中有一个点就是税制的改革,减税、税制的改革,就是通过财政税收手段去刺激整个经济,这是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发展方式。

 

孟 平:对!您提到了减税政策,其实,这段时间以来,减税的呼声四起,非常高涨,成为财经界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个时候提出减税政策,尤其还有一个1500亿减税计划的抛出,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大家都有一些顾虑。另外您觉得我们该不该在这个时候出现减税政策?还是说我们应该走结构性税收的调整?

 

尹瑞丰:我觉得减税的呼声其实由来已久,大概在94年的时候,当时的税制改革,基调就是增加财政收入,增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其实当时已经开始了。那么,这几年我们分析整个数据来看,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的增速,远远高于GDP的增速,人均收入的增速。从这个比例上来讲,国家越来越富了,就是相对值来讲,但老百姓和企业越来越穷,这只是一个相对的说法。也就是说,中国的税制进入2000年以后,减税的呼声此起彼伏。在04年、05年的时候,包括出口退税从17%降到14%,新的增值税出来以后,从33%降到25%,包括原来很多的项目不能够放到成本里面等等。其实减税一直是这七八年来一种持续的呼声,只不过是在这个时间点,从个人到企业都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大家一哄而上了,把这个问题一下子捧起来了。对个人来讲,猪肉贵了,从原来的几块钱,到现在的价格。对企业来讲,企业各种生产资料成本的增加,还有通胀因素,包括人民币升值,出口困难,他们也会把税收的东西拿出来,也就是说,大家都觉得困难,这个问题就炒起来了。其实这个问题的由来是2000年以后就一直有这样的呼声,只不过是现在爆发出来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有它的历史必然性,这是我的理解,为什么现在呼声这么强烈。

 

赵 民: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货膨胀,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觉得没有什么事儿。有了通货膨胀以后,就不行了。这两年国家经济增长挺快,虽然已经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了,但毕竟还是比较慢的。当然大家也看到义务教育费用的减免,使大家也会有更多美好的期望。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我觉得减税是有利于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听起来好像老百姓受益多了,但是实际上最终的赢家肯定还是企业和政府。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一种良性的循环。

 

尹瑞丰:这是用一个常态的眼光看问题,政府也是具有虚拟人格的组织,所以是不会做赔本生意的,这是长远看。但我觉得有一个观点就是,其实从短期的效益来看,从1500亿这个绝对数量上看,我觉得它对经济的作用比较温和,温和的同时也就意味着给财政所带来的刺激相对来讲不是太有利。比方说我们以个税来讲,个税如果起征点再提高的话——其实整个个税也就占到所得税收入里面的7%,你就把它全减掉,又能刺激多少的消费呢?

 

孟 平:您刚才提到这点,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提高,可能影响不大,您觉得减税政策对咱们宏观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能不能跟大家分享几点您的看法?

 

尹瑞丰:我觉得正向影响这是肯定的,问题是这个度有多大。对于这个度有多大其实我也没有太多的关注,因为主要看这1500亿怎么去分。其实经济就是此因素导致彼因素的一个过程,那么就是说把这1500亿放在哪个点上,能够起最大的杠杆作用和撬动作用?这是很关键的。虽然我现在对结构这块还没看那么多,但是至少我看到的目前有这么几个点:一个是个税,个税的起征点上调,对个人来讲,尤其对社会中收入水平介于起征和免征之间这样一个群体肯定是获益的。但就它的绝对值来讲,它只有7%,占到全国所得税的7%,全免交也没有多少资金。第二个是利息税,利息税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现在是负税率——整个利率收益也就4个点,而CPI增长大约是7个点,其实这个赋税再征也不合适,不过这个绝对值也不是特别大,对整个消费的刺激也不会很大。那么,第三个是红利税。相对来讲红利税推波助澜的作用会大一点。因为红利税整个算下来对股市大约有200亿的增量,相当于净增量是200亿。这个会有一个放大效益。那1500亿中其他的部分可能会体现在两个方面,最重要的一个可能会体现在现在呼声比较高的增值税的改动,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可能就这块来讲,如果将1500亿划一块大饼在这块,那我觉得这个作用是比较大的。因为很多的固定资产的设备,以前是不能按照生产型的增值税来讲,现在按照消费税来讲,它就计算进去了。我刚才也在想个问题,东莞大批企业死掉,其中一部分大的企业已经完成了转型的,就是从完全的劳动密集型转化成技术密集型的,他们可以扛过来,而且越扛越大。他们就像沙子,小企业就像水泼到沙子上,很快就被沙子吸收掉,这是一类企业。第二类就是死掉的小企业。还有第三类企业是不尴不尬的企业,那么这类企业在通胀、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下,将死不死的时候,如果你这1500亿能够放在它这块,让它缓一口气,让它感觉到将死未死的时候,让它做一下挣扎,就像在水里救人一样,你再拖它一把,那可能就会有一大批中间的企业生存下来。那么,他们生存下来了,对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有非常大的作用。也就是这1500亿里面,怎么划饼?饼块划出来以后,比较大的饼块放在什么位置比较合适?

 

孟  平:您刚才提到一个杠杆效用。

 

尹瑞丰:对!

 

孟 平:这1500亿放在哪一点有一个最大的效益,我刚才听了您的话就是说这1500亿的减税政策——比如说中小企业减税,对我们整个减税政策,应该说是一个发挥最大效益的点。可以这样理解吧?

 

尹瑞丰:对!我觉得是这样,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下,把中国的经济环境整体分为经济的细胞来讲,应该把这1500亿去做强做大哪些细胞?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要,一个是将1500亿切成比较大的块;第二是比较大的要放在增值税改革这一块;第三的话,增值税改革要面向中小企业,尤其是一些拥有比较好品牌、资质、技术的这些高新技术企业,应该放在他们身上,要有区别对待。因为只有1500亿,你这么洒出去,那一点水都没有了。应该是伴随着整个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质量的提高,跟这个共同来考虑问题,就是要分而治之。不能够随便放一个地方,1500亿就不知道洒到哪里去了,那样就太宏观了。虽然是一个宏观的思维,但是具体每一个层面的省市领导去做工作的时候,也要有相应的配套政策。

 

赵 民:从道理上来讲,我们比照香港。像我们中国以前学苏联,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学美国。大的趋势没错。但是落到一些具体的政策和具体方面的话,包括企业的税制的问题,个人所得税的问题,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不要跟香港完全一样,就是把这个差距拉小就可以了。香港一个白领免税的起薪点一年是15、16万,15、16万意味着一个月一万多。那我看比如深圳、北京、上海——当然不是人均收入都那么高,但刨除郊区只算城区的话,大概人均的收入比香港有差距,但是差距也不是那么大。而我们的起征点才2000块钱,那这个差距太大了。2000块钱几乎差了一百倍,就是港币和人民币1:1的话差不多一百倍了。那我们不要差一百倍,我们差50倍、差20倍、差10倍不也可以吗?其实大道理都这么讲,简单做个标杆分析,这个能够说明问题。还有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大乱之后的大治,基本上有一个特征,就是轻瑶赋。历史上中国的税负儒家、道家的说法就是十分之一,就是10%去交税,这是正常的交税。它在10%的基础上面,还要免三年——哪个地方大灾了免三年,基本上是这种做法。我们不要求免三年,我们降低一点就可以了。而且08年中国经历了那么多的自然灾害,所以要是老百姓不富,最后国家的富也没有根基,从这个道理上面,想想香港,想想中国历史上正反经验,结论就出来了。

 

尹瑞丰:我觉得这个大趋势跟您说的一样,肯定是减税这个大趋势。刚才您提到救灾这些东西,其实在未来的三到五年国家的财政支出还是挺大的。那天看到一个大的菜单,全是国家要上的项目,包括京沪高铁等等。

 

赵 民:我跟你说像资源税就应该多征点儿。不能说给你煤炭开采权、石油开采权、天然气开采权,就收那么点儿资源税,这是大头。这个东西不是没有来处的,有的是来处。

 

尹瑞丰:我的意思是说财政支出肯定未来三到五年是比较大的。

 

赵 民:还有环保,多交钱。用水费或类似于用水的,国家在上面多增加一点税收,企业多交一点钱,我觉得现在太轻了。

 

尹瑞丰:资源型的、环境型的。

 

赵  民:对!

 

孟 平:今天听了二位一段谈话,确实是受益匪浅,我觉得精彩的奥运会圆了中国人民的百年奥运梦,奥运之后的经济应该也会同样精彩,我们期待今后二位有更多精彩内容和我们分享。谢谢二位!(访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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